研究：2022年中國生育率下滑至1.09，應破解年輕一代生育擠壓難題
發布時間：2021-07-21閱讀次數：3506
2022年中國人口出現近60年來首次負增長后，作為攸關未來人口形勢的生育率數據備受關注。在近日召開的中國人口學會2023年年會上，一篇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人口學者提交的論文顯示，初步測算2022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在目前世界上人口過億的國家中屬于最低生育水平。
本次年會將圍繞人口高質量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討論，會議設74個分論壇，來自全國各地的1400余名專家、學者及人口工作者參加會議。界面新聞獲得了部分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李月、王茜和張許穎提交的《生育水平向何處去：回推估計及趨勢預測》論文顯示，使用存活率方法回推發現，生育政策的調整與完善釋放了生育潛能，2014年與2016年中國總和生育率曾向上波動到1.8。之后生育水平快速回落，2020年為1.3，2021年中國總和生育率跌至極低的1.15，初步測算2022年總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低于同期日本的1.29，略高于韓國的0.8。
該論文使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對1990年以來的生育水平進行了回推估計，發現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第一次跌至1.5以下，2018年再次跌倒1.5以下。該項研究將1949年以來的總和生育率變動數據，輸入貝葉斯分層概率預測模型，經過2萬次模擬，得到中國總和生育率2050年95%的上限為1.84、下限為0.957、中值為1.444。中國“十四五”期間將出現極低生育水平，未來生育水平回升的空間有限。
2020年“七普”數據顯示，中國育齡婦女終生平均生育孩子數已經下降到1.6個。2021年國家衛健委人口和家庭監測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女性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已降至1.64個，一線城市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降到1.29個。“十四五”時期中國將持續出現極低生育水平。
論文作者建議，要動員全社會力量，將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作為社會領域改革的基礎性工程。深刻認識低生育及其經濟社會影響的嚴峻性和長期性。聚焦大城市、高學歷等中等收入群體，提振生育意愿和水平，建立生育保險、嬰幼兒照護、輔助生育三項基本家庭發展制度。采取針對年輕群體的切實生育支持措施，破解年輕一代的生育擠壓難題，提振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穩住出生人口失速下滑的局面。促進人口的社會融入，使流動人口真正融入城鎮，實現安居樂業，奠定婚姻和生育的社會基礎。實施生殖輔助技術推廣應用計劃和生殖健康專項行動，有效減少非意愿妊娠導致的人工流產，保護生育力。
過去40年，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現代化的推進，中國人的生育觀念已發生重大變化。大學生作為青年群體的中堅力量，是未來十年內婚育行為的核心主體，其婚育觀念是新型婚育文化構建的基礎。浙江理工大學任正委、喬蕊等研究人員提交的《大學生婚育觀與新型婚育文化構建——基于浙江省高校的實證研究》顯示，相比上一代育齡人群，當前青年群體的婚育觀出現了很大變化。
課題組參與的浙江省新型婚育文化調查，涵蓋全省四類人群，其中高校學生2459人。
調查發現，半數高校學生認為戀愛不以結婚為目的，三成對婚姻持消極態度，理想結婚年齡反而較早，兩成高校學生的理想子女數為0，“兒女雙全”仍是高校學生的較主流向往，高校學生的傳統生育價值觀淡化明顯，外在約束和內在觀念共同抑制高校學生生育意愿。
該研究發現，大學生群體的婚育觀主要存在以下四個問題：結婚不再是人生的必然經歷，對婚姻持更加謹慎態度；婚姻不再是實現生育的唯一通道，傳統生育價值的認同度降低；婚育推遲的觀念極為普遍，生育與事業兼顧矛盾難以調和；新型婚育文化建設缺乏良好的輿論氛圍。
基于以上問題，課題組建議從四個方面提出高校學生新型婚育文化構建的對策，一是重視高校體系的人口與婚育家庭國情國策教育；二是加強主流媒體、自媒體和文藝作品的新型婚育文化宣傳引導；三是開展涉及婚育的不良輿論環境治理；四是完善新型婚育文化構建的評估指標體系。
從短期看，對未來生活的預期也是影響生育行為的重要因素。山東省婦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主任楊慧軍認為，疫情期間中國的出生人口數和出生率出現大幅度下降，該現象的出現可能與育齡女性生育意愿的改變有關。因此，了解疫情期間育齡女性生育意愿的現狀及相關影響因素，對進一步掌握疫情對中國生育力的影響，制定相關政策和干預措施，促進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提升、改善低生育力現狀具有重要意義。
她提交的《新冠疫情下山東省女性生育意愿影響因素研究》論文顯示，疫情期間，山東省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顯著降低；疫情對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本人收入、丈夫收入、疫情影響婚姻登記時間、廣泛性焦慮和生活不滿意與打算生育子女數量減少、推遲計劃生育時間呈正相關。
該項研究于2022年8月至10月在山東省承擔婚前醫學檢查的機構采取方便抽樣的方法開展問卷調查，共收集調查問卷13278份。從抽樣數據來看，山東省育齡女性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量為1.77個，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量為1.57個；育齡女性打算生育子女數量、計劃生育時間方面，12.2%的育齡女性因為疫情減少打算生育子女數量，打算生育子女數量減少約0.32個。7.9%的育齡女性因為疫情推遲計劃生育時間，1.2%的育齡女性因為疫情提前計劃生育時間。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楊勝慧、趙雪晴和趙一盟指出，青年女性的生育行為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未來人口發展。一個國家的生育潛力表現在育齡人口規模以及其生育意愿，當前育齡婦女規模尤其是生育旺盛期婦女逐步縮減，中國已經處于低生育意愿時期，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顯著低于更替水平，兩個因素下降疊加影響之下，中國的生育潛力將進一步弱化。
楊勝慧等人提交的《三孩政策背景下的青年低生育問題研究》論文，根據2019年全國人口與家庭動態監測調查的數據，對比分析不同出生年代的“80后”“90后”“00后”青年女性的生育行為、生育意愿和影響因素。研究顯示，育齡婦女平均初育年齡為26.96歲，生育高峰明顯右移；2019年，中國育齡婦女曾生子女數平均為1.64個，“70后”“80后”和“90后”已婚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分別為1.70個、1.69個和1.36個；“80后”生育二孩的比例最高、“70后”生育三孩的比例最高；“90后”女性生育子女的性別最為均衡。
研究發現，相比“70后”和“80后”，“90后”女性的婚育觀念更加開放和積極；周圍人的生育行為對自身生育的影響呈代際遞增的趨勢；已婚女性的代際居住模式差異大，“90后”能獲得上一代支持的比重更高；新媒體成為獲取育兒知識的主要渠道；育兒支持需求中對便捷托育服務和托育津貼的呼聲最高，且代際間差異有所不同。
研究人員建議，應進一步加強生育政策宣傳，鼓勵年輕人適齡婚育；創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場所，避免女性面臨生育懲罰；避免育兒焦慮蔓延，凈化新媒體傳播環境；重視隔代照料作用，解決隔代照料面臨的難題；發展多樣式照料服務體系，減輕家庭嬰幼兒照料負擔。
